三亚经济圈（三亚、陵水、乐东、保亭）的协同能力与水平，是自贸港封关背景下区域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当前，经济圈已初步构建起协同发展的基础框架，但受行政壁垒、利益分配、资源错配等因素制约，协同能力尚未转化为全域发展效能，协同水平呈现 “核心区强、周边弱”“局部通、整体堵” 的不均衡特征。以下从五大关键维度展开具体分析：

一、制度协同能力：局部机制突破但系统统筹不足

三亚经济圈在制度协同方面已形成 “单点创新” 能力，但缺乏 “全域统筹” 效能，尚未建立覆盖全经济圈的协同治理体系。

（一）协同机制的 “局部构建能力” 突出

在利益协调领域，三亚与陵水率先突破，建立 “投资 30%+ 产值 70%” 的跨区域税收分成机制，成功解决联合旅游项目、南繁合作基地的利益分配问题，2025 年两地联合项目已实现 1.2 亿元税收分成，成为省内区域利益协调的标杆案例。在政务服务协同上，经济圈已实现 20 项高频事项 “跨区域通办”，乐东与三亚的政务数据共享数字化率达 97%，企业异地注册、社保转移等业务办理时间缩短 60%，展现出较强的局部制度创新能力。

在产业协同规则层面，南繁产业建立 “坡田洋服务站” 资源共享机制，整合三亚、陵水、乐东三地育种实验室、试验田等资源信息，科研单位可通过服务站实现 “一地申请、全域使用”，2025 年已推动 3 项耐盐碱水稻品种跨市县转化，体现出针对特定产业的协同规则设计能力。

（二）系统统筹能力的 “短板显著”

从全域视角看，制度协同存在 “三大缺口”：一是统筹机构权威性不足，推进三亚经济圈发展领导小组虽已设立，但在项目审批、土地指标调剂等关键领域缺乏决策自主权，2025 年规划的 24 项重点协同任务中，6 项因市县利益分歧未能按时启动，暴露出 “协调靠自愿、落实看情面” 的治理短板；二是机制推广能力弱，三亚 - 陵水税收分成的成功经验未能复制至乐东、保亭，导致乐东在承接崖州湾南繁中试项目时，因缺乏利益补偿机制，将 70% 用地指标优先保障本地农业，项目落地周期延长 3-6 个月；三是协同考核缺位，现行政绩考核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未将跨区域协同贡献纳入考核体系，保亭因生态保护投入大、协同收益少，参与经济圈产业合作的积极性受挫，2025 年否决 3 个南繁配套项目，涉及投资额超 10 亿元。

二、产业协同水平：表层联动为主且价值链整合薄弱

三亚经济圈产业协同已突破 “零协同” 阶段，但仍处于 “低水平联动” 状态，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整合能力不足，未能形成 “核心引领、周边配套” 的价值共生格局。

（一）协同水平的 “局部亮点”

在南繁与旅游两大优势产业中，初步形成 “有限协同”：南繁领域构建 “崖州湾研发 + 乐东中试 + 陵水种植” 的分工链条，2025 年本地成果转化率从 40% 提升至 52%，乐东中试基地为三亚科研机构降低试验成本 18%；旅游领域整合 “陵水滨海 + 三亚免税 + 保亭雨林” 资源，推出 5 条跨区域旅游线路，2025 年跨市县旅游收入占比达 28%，较 2023 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部分产业形成 “点状协同”：明阳集团深海风电项目与陵水海洋装备零部件企业建立合作，2025 年本地配套率从不足 10% 提升至 18%；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乐东蜜瓜、陵水圣女果纳入 “海南特产专柜”，2025 年景区内农产品销售额突破 8000 万元，实现 “旅游消费 + 农业” 的初步联动。

（二）协同水平的 “深层短板”

从整体看，产业协同存在 “三低” 特征：一是协同深度低，南繁产业中，乐东、陵水仍停留在 “种植、中试” 等低附加值环节，在研发转化收益分配中占比不足 15%，60% 的高附加值成果流向省外，形成 “三亚研发、外地变现” 的利益失衡；二是产业链整合度低，深海装备领域 “龙头孤悬”，明阳集团关键零部件仍需从广东采购，崖州湾科技城本地配套企业不足 5 家，未能形成 “龙头带配套” 的集群效应；三是产业融合度低，旅游与农业、科创的融合仅停留在 “简单叠加”，“南繁研学 + 低空观光”“雨林康养 + 免税购物” 等高附加值复合产品占比不足 5%，乐东蜜瓜通过旅游渠道实现的溢价仅为 12%，远低于海南热带水果平均溢价水平（25%）。

三、基础设施协同水平：主干联通推进但 “最后一公里” 梗阻

三亚经济圈已具备 “主干交通互联互通” 的基础能力，但连接产业园区、关键节点的 “毛细血管” 尚未贯通，基础设施的协同支撑效能不足。

（一）协同联通的 “进展成效”

在主干交通领域，协同建设能力显著提升：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已完成 60%，预计 2025 年底通车后，三亚至乐东通行时间缩短 25%；“陵水 — 三亚 — 乐东” 海上巴士航线每周班次达 12 班，2025 年运送旅客超 80 万人次，滨海旅游资源联动效率提升；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二线口岸” 改扩建完成，国际货运吞吐量 2025 年突破 50 万吨，为经济圈国际贸易提供支撑。

在功能性基础设施方面，初步形成 “共享布局”：三亚国际物流枢纽与陵水、乐东产地预冷库建立联动，2025 年热带农产品冷链运输率提升至 65%；崖州湾科技城共享实验室向乐东、陵水企业开放，降低中小企业研发成本 30%。

（二）协同水平的 “梗阻问题”

基础设施协同存在 “三个脱节”：一是产业配套交通脱节，乐东莺歌海盐场至崖州湾科技城的货运通道尚未贯通，企业物流成本增加 15%-20%，南繁种子从乐东基地运至三亚研发中心的时间较理想状态多 2 小时；二是低空经济基础设施脱节，乐东通用机场仍处于规划阶段，保亭未布局通用起降点，导致低空旅游 “落地难、调度难”，每日飞行架次限制在 50 架以内，远不能满足 2026 年 100 亿元产业规模需求；三是冷链物流体系脱节，乐东、陵水产地预冷库容量仅能满足 40% 的农产品需求，跨区域冷链配送车辆不足 200 辆，导致农产品运输损耗率高达 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3 个百分点。

四、政策协同水平：核心区红利集中且周边落地能力薄弱

三亚经济圈在自贸港政策承接上呈现 “梯度差异”，三亚作为核心区的政策转化能力较强，但乐东、保亭等周边市县的政策落地能力不足，导致协同政策的 “全域覆盖” 水平低。

（一）政策协同的 “区域差异”

三亚的政策转化能力显著领先：“零关税” 政策在三亚的应用率达 65%，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试点企业占经济圈总量的 78%（87/112 家），封关配套的 “无感通关”“数据跨境流动” 等创新政策已在三亚主城区落地，2025 年三亚国际展会占比达 35%，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周边市县政策落地能力薄弱：乐东、保亭 “零关税” 政策应用率仅 20% 左右，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政策顾问（乐东仅配备 3 名专职政策人员）和便捷申报渠道，企业办理 “零关税” 商品备案平均耗时 5 个工作日，较三亚多 2 个工作日；陵水、乐东加工增值试点企业仅 25 家，且以农产品加工为主，高附加值的深海装备、南繁种子加工企业不足 5 家，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有限。

（二）政策协同的 “标准断层”

跨区域政策执行存在 “标准不一” 问题：低空经济领域，三亚执行《三亚市促进低空旅游发展暂行办法》中的 “简化空域审批” 标准，而乐东仍沿用传统空域审批流程，导致 “三亚 — 乐东莺歌海” 低空航线审批时间长达 7 个工作日，较三亚市内航线多 5 个工作日；生态环保领域，保亭对雨林周边项目的环保标准严于三亚，导致跨市县的 “雨林康养 + 免税购物” 综合体项目因标准分歧延迟落地。

五、生态协同水平：保护责任分化且价值转化机制失衡

三亚经济圈已建立 “生态保护协同” 的初步框架，但生态责任与收益分配的协同机制不完善，导致生态协同水平呈现 “保护强、协同弱” 的特征。

（一）生态协同的 “局部实践”

在生态保护领域，形成 “有限联动”：三亚、陵水联合开展珊瑚礁修复工程，2025 年修复面积达 500 公顷；保亭、乐东参与三亚雨林生态监测网络，共享生态数据 3000 余条；赤田水库流域建立生态补偿资金池，2025 年保亭获得 1.8 亿元补偿资金，用于雨林保护。

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探索 “单点突破”：保亭 “雨林生态银行” 实现碳汇交易 1.8 亿元，陵水推动红树林蓝碳纳入交易试点，2025 年经济圈碳汇交易额突破 2 亿元，为生态保护提供经济支撑。

（二）生态协同的 “核心短板”

生态协同存在 “三大失衡”：一是责任与收益失衡，保亭、乐东承担 70% 的雨林保护责任，但仅获得 30% 的生态收益，2025 年保亭雨林保护投入占财政支出的 15%，而生态旅游收入仅占 GDP 的 8%，保护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二是价值转化机制失衡，碳汇定价（约 60 元 / 吨）低于国际市场水平（欧盟碳价约 80 欧元 / 吨），且购买方以本地企业为主，缺乏长期稳定的岛外买家，保亭 “雨林生态银行” 的碳汇交易面临 “有价无市” 风险；三是跨区域协同失衡，深海风电项目的 “海底电缆铺设” 与陵水珊瑚礁保护存在冲突，但缺乏统一的跨区域生态影响评估标准，项目环评审批周期长达 12 个月，较单一市县项目多 6 个月。

六、协同能力与水平的总体判断与关键制约

综合来看，三亚经济圈协同能力处于 “初步构建但效能不足” 阶段，协同水平呈现 “局部协同较好、整体协同薄弱” 的特征：制度协同有 “单点创新” 但缺乏 “系统统筹”，产业协同有 “表层联动” 但缺乏 “深度整合”，基础设施协同有 “主干联通” 但缺乏 “末梢贯通”，政策协同有 “核心突破” 但缺乏 “全域覆盖”，生态协同有 “保护联动” 但缺乏 “收益平衡”。

制约协同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集中在三点：一是 “利益协同” 不足，现行机制未能充分平衡各市县利益，导致乐东、保亭等市县 “不愿协同”；二是 “能力协同” 失衡，三亚与周边市县在行政能力、产业基础上差距过大，导致乐东、保亭 “不能协同”；三是 “治理协同” 缺位，缺乏权威的统筹机构和考核机制，导致协同政策 “落地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三亚经济圈的协同能力难以转化为全域发展优势，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从 “物理聚合” 到 “化学融合” 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