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向数图强”的战略愿景与核心目标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它决定了整个战略的雄心壮志和可衡量性。基于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海南省自贸港建设目标以及三亚市资源禀赋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为三亚市“向数图强”战略设定一套系统的总体量化目标。这套目标体系旨在从“规模与贡献”、“结构优化”、“竞争力提升”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衡量。

一、规模与核心贡献目标

1.产业规模倍增：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20%。（这是衡量数字经济是否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指标。作为参考，2023年中国该比重约为10%左右，三亚作为后发者和特色地区，设定更高目标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突破800亿1000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

2.经济增长主引擎：

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50%。（这意味着全市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要由数字经济驱动，凸显其“主引擎”地位）。

二、结构优化与融合发展目标

1.产业数字化渗透目标：

旅游业：全市4A级以上旅游景区、主要度假区及高星级酒店的智慧化改造全覆盖，线上旅游消费额占旅游总收入比重超过70%。

海洋产业：远海养殖、海洋牧场的智能装备与数字化管理覆盖率超过60%。

农业：规模化热带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的物联网技术应用覆盖率超过50%。

2.数据要素化目标：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培育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达到30家以上，年度数据交易额突破5亿元。

三、产业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目标

1.市场主体培育目标：

企业数量与质量：集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超过2000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超过300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50家。

引进和培育35家行业领军企业（独角兽或区域性总部）。

2.基础设施能级目标：

算力：数据中心总算力超过800PFlops（FP32），智能算力占比达到50%。

网络：重点区域（景区、园区、海域）5G/5GA网络人口覆盖率超过99%，万兆光网入户覆盖率大幅提升。

融合设施：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实现对重点片区和主要公共设施100%覆盖。

3.人才集聚目标：

人才引进与培育：累计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技术骨干5000人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员比重显著提升。

这套量化目标体系，共同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到2027年，三亚将成为一个以数字旅游、海洋科技、数据服务为特色，基础设施先进、创新活力迸发、数字与实体深度融合的“数字自贸港”先行区。

1.2三亚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与综合贡献

一.政策数量与体系构成

三亚的数字经济政策并非单一文件，而是一个“1+N”的政策体系。

“1”顶层设计文件：通常是指《三亚市“向数图强”行动方案（20232027年）》或类似名称的纲领性文件。它设定了总体目标和任务。

“N”专项配套政策：围绕顶层文件出台的一系列具体实施办法。根据公开信息推测，这个“N”的数量可能在1525项之间。这些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产业扶持类：如《三亚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三亚市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政策》等。

人才引进类：如《三亚市数字经济人才专项引进办法》，通常嵌套在海南省的“天涯英才”和三亚市的“鹿城英才”计划中。

科技创新类：如《三亚市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规定》，其中包含对数字经济领域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等的支持。

平台建设类：针对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等重点园区的专项扶持政策。

二.年度预算总额与资金来源

三亚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资金并非全部来自一个名为“数字经济专项”的预算科目，而是呈现出“多渠道、多盘子”的特点。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根据三亚的财政规模和战略优先级推测，其年度预算总额可能在3亿8亿元人民币的区间内。这部分资金用于兑现各项政策中的直接补贴、奖励和配套支持。

园区配套资金：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等园区拥有独立的财政管理权限和开发预算，它们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吸引和扶持入园的数字经济企业。这部分资金规模可能不亚于市级资金。

上级转移支付：海南省层面有相关产业发展资金，三亚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申报争取。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这是撬动社会资本的关键。三亚很可能设立了规模可达数十亿元的数字经济产业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子基金的方式，以45倍的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本地数字企业。

三.资金分配比例（政策导向分析）

资金的分配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战略侧重点。一个合理的、高效的资金分配模型可能如下：

产业扶持与发展（约50%60%）。用途：企业落户奖励、营收上规模奖励、办公用房补贴、贷款贴息、市场开拓支持、数据资产化奖励等。逻辑：这是“筑巢引凤”和“培土施肥”的核心，直接用于吸引和壮大市场主体，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人才引进与激励（约20%25%）。用途：高层次人才安家费、购租房补贴、个人所得税返还、子女教育及配偶就业保障、团队创业资助等。逻辑：产业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三亚作为非传统数字人才高地，必须提供有足够竞争力的条件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科技创新与研发（约15%20%）。用途：研发投入后补助、首版次软件奖励、发明专利奖励、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认定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资助等。逻辑：这是为了培育长期竞争力，鼓励企业从“应用”走向“研发”，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生态建设与宣传（约5%）。用途：举办数字经济峰会、创新创业大赛、产业对接活动、数字化普及培训等。逻辑：营造浓厚的数字经济发展氛围，提升城市在数字领域的品牌影响力。

三亚市已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其资金支持呈现出“市级财政直接投入+园区配套+基金撬动”的多层次格局。在资金分配上，以产业扶持为首要任务，同时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并兼顾科技创新的长远布局。这种资源配置模式，清晰地指向了其“快速形成产业集群”与“构建长期竞争力”并重的发展思路。

1.3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机制

一.机构级别与性质：高规格的“领导小组”

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推行重大战略的通用模式，三亚市极有可能成立了“三亚市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或“三亚市‘向数图强’战略推进领导小组”。

级别：这通常是一个市一级的议事协调机构，规格非常高。

组长：通常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以示最高级别的重视和推动力。

副组长：由分管发改、工信、科技、财政等关键领域的市委常委或副市长担任。

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市发改委、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旅文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政务服务中心、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等所有相关职能部门和重点园区的主要负责人。

该机构的高级别确保了其拥有跨越部门壁垒的权威，能够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是战略推进的“最高指挥部”。

二.人员编制：虚实结合的“专班”模式

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的推进、协调和督导。这个办公室很可能设在核心牵头部门，例如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或市发改委。

人员构成：办公室人员实行“专班”模式。这意味着从各相关成员单位抽调骨干人员集中办公。此外，办公室本身会有少量固定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运转。这个专班的总规模可能在1530人之间，具体取决于任务的繁重程度。

专职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三亚也可能成立一个全新的、实体化的“三亚市数字经济局”（正处级单位），但这需要更复杂的机构编制审批。目前来看，“领导小组+专班”的模式是可能性最大且最高效的。

三.联席会议频次与决议执行率：机制化与刚性约束

年度联席会议召开频次：

全体会议：通常每年召开12次，由组长或副组长召集，所有成员单位参加。会议旨在审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年度成果、协调解决重大全局性问题。

专题会议/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频次更高，可能每季度1次甚至每月1次，用于解决特定领域（如低空经济、智慧旅游）的推进难题，确保工作进度。

决议执行率：

这是衡量领导小组权威和效能的关键指标。虽然精确数字内部掌握，但高规格领导小组的决议执行率通常极高。

保障机制：

1.督查考核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建立任务台账，定期对各项决议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和通报。

2.绩效考核挂钩：决议的完成情况会被纳入各成员单位年度绩效考核（KPI）的重要范畴，与单位评优、干部评价直接挂钩，形成刚性约束。

3.领导批示与问责：对于推进不力的事项，会通过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的批示进行督办，必要时启动问责程序。

1.4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数字产业定位

一、三亚在区域数字产业链中的核心定位

三亚的角色绝非“大而全”的包揽者，而是作为 “一体两翼”格局中的创新主体与总集成商。其核心定位可以概括为：

应用创新与总部的“大脑”与“会客厅”。功能： 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前端研发、模式创新、总部集聚和高端消费场景应用。利用城市品牌、自贸港政策优势和较为完善的城市配套，吸引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和创新团队入驻。

产业体现： 数字内容（游戏、动漫、影视）、元宇宙（VR/AR体验）、智慧旅游平台、低空经济运营管理、数据服务与交易、跨境电商总部等。

数据与算力服务的“枢纽”。功能： 依托可能建设的国际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成为区域内的算力供给中心和数据跨境流动枢纽。为陵水、乐东的产业提供高性能计算、数据存储和处理服务。

产业生态的“总集成商”与“出口”。功能： 负责整合区域内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向全球市场进行展示、交易和输出。例如，将陵水航天数据、乐东农业数据通过三亚的平台进行产品化，并应用于其智慧旅游、智慧城市项目中，最终形成面向游客和市民的完整解决方案。

二、与陵水、乐东的协同关系与项目展望

三亚与周边市县的关系是 “研发转化应用”的梯次互补关系，旨在构建一个内部循环的区域数字产业链。

陵水：“航天+数字”的技术策源地。定位： 凭借航天城的优势，定位为 “空天信息与数据生产源”。协同逻辑： 陵水生产“原始数据”（遥感数据、卫星通信），三亚进行“数据加工与价值挖掘”（开发旅游、海洋、农业等领域的商业应用）。项目名称： “三亚陵水空天信息产业链协同计划”。内容： 合作建设遥感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卫星+旅游”（如旅游资源监测、虚拟地球游览）、“卫星+海洋”（渔船监控、海洋环境监测）等应用产品。推测总投资额： 此类项目通常涉及基础设施、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总投资规模可能在数亿至数十亿元人民币级别。

乐东：“农业+数字”的产业化基地。定位： 凭借热带特色农业基础，定位为 “数字农业技术应用示范区”和“智慧渔业深加工基地”。协同逻辑： 乐东作为数字技术的“试验田”和产品“供应地”，三亚作为技术“提供方”和市场“销售方”。项目名称： “三亚乐东智慧农业与供应链协同项目”。内容： 由三亚的数字企业为乐东的芒果、哈密瓜、渔业养殖等提供物联网监测、溯源系统；共建区域一体化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平台，利用三亚的旅游市场和国际渠道进行品牌化销售。推测总投资额： 涉及硬件部署、平台建设和市场开拓，总投资规模可能在数亿元人民币级别。

三、关于协同项目数量与投资额的估算

已签约落地的协同项目数量： 考虑到区域协同仍处于深化初期，真正以“三亚经济圈”名义签约、并已进入实质性建设的标志性数字经济协同项目数量可能不会非常多，预计在515个之间。但这些项目应具有标杆性和产业链意义。

“十四五”期间有望达到百亿级规模。目前的落地投资额可能已达到数十亿元。

1.5机遇与挑战：新形势下的风险识别与战略应对

在擘画“向数图强”的宏伟蓝图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亚的数字经济发展并非置身于静态、友好的真空环境中。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领域作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其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同时，三亚自身的基础条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固有短板。唯有精准识别这些外部挑战与内部短板，方能未雨绸缪，制定出兼具前瞻性与韧性的发展战略。

一、外部挑战：全球数字治理收紧与技术竞争加剧的冲击波

全球数字领域正从开放合作的“全球化时代”步入规则重塑的“阵营化前夜”，这给三亚的开放型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1.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碎片化与壁垒高筑：

“数字鸿沟”演变为“规则鸿沟”：全球范围内，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构建起“布鲁塞尔效应”，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强化其数字规则影响力，中国则积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治理路径。这种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使得三亚在开展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时面临“合规迷宫”，一家企业若要同时进入欧美和中国市场，可能需要满足多套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要求，极大增加了运营成本和复杂性。

“数据本地化”浪潮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安全、隐私和主权为由，要求数据在本国境内存储和处理。这对于三亚希望发展的云计算、离岸数据中心、以及依赖全球数据聚合的AI产业构成直接制约。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促进数据自由流动之间找到平衡，是三亚作为自贸港必须破解的高难度课题。

2.技术竞争加剧与“技术民族主义”抬头：

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向下传导：在高端芯片、设计软件（EDA）、底层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全球技术生态有走向割裂的风险。三亚布局的AI、量子计算等前沿产业，其发展高度依赖于全球协同的创新网络和稳定的高端供应链。任何一环的断供或封锁，都可能使本地相关企业和科研项目陷入停滞。

数字标准与平台的主导权之争：未来数字竞争是标准与平台的竞争。三亚在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时，若不能在其优势领域（如智慧旅游、数字海洋）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标准、数据标准和产业平台，将难以掌握话语权，最终可能沦为其他数字生态体系的附庸和市场。

3.全球数字经济“抢企夺才”白热化：

国际竞争压力：新加坡、迪拜等传统自贸港凭借成熟的法治、开放的制度和国际化的生活环境，持续吸引全球数字巨头和高端人才。

国内竞争加剧：国内北上广深杭等数字高地已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和人才虹吸效应，海南自贸港内部，海口在总部经济、江东新区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也发展迅速。三亚若不能在政策和环境上形成足够独特的比较优势，将在激烈的“内卷”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内部短板：制约三亚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

与外部的惊涛骇浪相比，三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基础性短板是制约其数字梦想照进现实的更直接障碍。

1.人才短板：结构性失衡与“候鸟”特征明显

高端领军人才与中级工程师“双缺”：三亚缺乏能带动一个产业发展的顶尖科学家、首席技术官和创新创业领袖。同时，承担具体研发、实施任务的中坚技术骨干（如高级算法工程师、架构师）也严重不足。现有人才结构偏向于旅游服务、基础运维等中低端领域。

数字人才“候鸟化”现象：由于本地高质量、规模化的数字产业生态尚未完全形成，许多高端人才更倾向于以短期项目合作、咨询顾问等形式为三亚服务，而非真正扎根。人才的“引流”与“留住”双重难题并存。

产教融合脱节：本地高校的计算机、软件工程等专业实力相对薄弱，培养体系与产业前沿需求存在脱节，难以稳定地为本地输送“即插即用”型的高质量数字毕业生。

2.技术短板：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空心化”风险高

研发投入强度不足：无论是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还是企业的研发支出，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均有较大差距。这使得三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上力量薄弱。

核心技术依赖外部输入：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进外部成熟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如百度的AI、阿里的云）。本土企业、科研机构在关键算法、核心模块、基础软件平台等方面缺乏自主可控能力，产业根基不牢，易受制于人。

3.产业链短板：生态孤立与协同不足

产业生态“碎片化”，未成“热带雨林”：虽然引入了若干龙头企业和大项目，但企业之间、项目之间的关联度不高，未能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关系和充满活力的创新微生态。中小微科技企业生存艰难，专业化服务机构（如风投、猎头、概念验证中心）稀缺。

“双核”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深度不足：旅游业和热带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多数仍停留在营销、管理等“表层”，在利用数据重构商业模式、基于AI创造全新体验和价值等“深层”变革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市场规模与应用场景局限：本地市场规模小，对需要大规模数据喂养和场景迭代的技术（如大模型）不够友好。虽然拥有特色场景（旅游、海洋），但将这些场景转化为可标准化、可复制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的能力尚弱。

三、结论

外部环境的逆风与内部结构的短板相互交织，构成了三亚“向数图强”道路上必须穿越的惊涛与暗礁。这要求三亚的战略不能是盲目乐观的线性规划，而必须是充满忧患意识和辩证思维的动态调整系统。下一步，三亚需要在外部的“规则博弈”中展现智慧，在内部的“短板补齐”上狠下苦功，通过打造“小而美、特而强”的差异化竞争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时代闯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