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与产业需求适配不足，差异化优势缺失

当前三亚人才政策最突出的问题是与自贸港重点产业需求的适配性不足，且缺乏区域差异化优势，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政策“泛化”倾向明显，未针对产业特点设计专项支持。例如，旅游业作为三亚的支柱产业，当前政策仍聚焦传统酒店管理人才的补贴，却未针对“智慧旅游、跨境旅游、高端度假”等转型升级方向设计专项政策，如智慧旅游运营人才的技能培训补贴、跨境旅游策划人才的项目扶持等；深海科技产业作为三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仅关注领军人才的引进（如安家补贴、项目启动资金），但对产业链中端的技术人才（如深海装备维护、海洋数据分析师）的培育与激励缺失，导致产业链人才“头重脚轻”，无法形成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另一方面，与海南其他重点区域相比，三亚人才政策的差异化优势薄弱，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境。海口作为省会城市，依托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势，推出“总部经济人才专项政策”“教育医疗人才安家补贴”，吸引力显著；儋州洋浦作为自贸港先行区，聚焦临港工业与跨境贸易，出台“洋浦人才新政”，给予产业人才最高500万元的专项补贴，并简化通关与税收流程。而三亚的政策仍以“通用补贴”为主，未突出“深海、南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独特定位，如高端人才安家补贴最高300万元，低于上海临港（500万元）、儋州洋浦（500万元），且未结合自贸港“低税率”优势设计专项税收优惠，对年薪百万以上的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难以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完善，人才留存制约多

激励力度不足与服务保障短板，是制约三亚人才留存的核心因素。在激励机制上，三亚尚未充分结合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政策优势，导致激励力度与国内同类自贸港存在明显差距。以上海临港为例，其对高端人才不仅提供最高500万元的安家补贴，还推出“临港新片区专项税收优惠”，即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15%的部分全额返还，大幅降低高端人才的税负压力；而三亚仅适用海南“个人所得税最高15%”的通用政策，无额外专项税收优惠，对年薪百万以上的高端人才而言，实际税负仍高于上海临港，吸引力不足。同时，激励资金的来源单一，近3年人才资金80%来自市级财政，社会资本（如企业捐赠、产业基金）参与度仅20%，导致资金规模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引才与培育的需求。

在服务保障上，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核心需求的满足度低，成为人才留存的“硬伤”。住房方面，三亚房价与租金水平高，人才公寓供应量不足，且分布不均（多集中在市区，深海产业园、崖州湾科技城等产业园区周边供应少），部分人才需在市区租房、园区工作，通勤成本高；租房补贴标准偏低（最高1500元/月），仅能覆盖40%的租房成本，难以缓解生活压力。

教育方面，优质公办学校学位紧张，尤其是三亚湾、海棠湾等人才集中区域，子女入学需排队摇号；外籍人才国际学校仅1所，且课程设置单一（以英语课程为主），无法满足不同国家外籍人才子女的教育需求。医疗方面，三亚缺乏高端国际医疗机构，高端人才的特殊医疗需求需前往海口或广州解决；外籍人才医疗保险与国际接轨程度低，部分国际保险在三亚无法使用，医疗保障的便利性不足。此外，高端人才配偶的就业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配偶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但三亚适配的高端岗位少，就业对接成功率不足40%，导致部分人才因“家庭因素”选择离开。

（三）政策执行与调整机制滞后，灵活性不足

政策执行效率低与动态调整机制缺失，导致三亚人才政策难以适应自贸港建设的快速变化。在执行层面，部门协同效率低下是主要问题。三亚人才政策涉及人社、科技、住建、教育、医疗等10余个部门，各部门之间信息不互通、流程不衔接，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例如，“人才住房申请”需先经人社部门审核人才资格，再由住建部门分配房源，两个部门的审核标准与流程不统一，且信息未打通，人才需重复提交材料；部分审批环节还存在“互为前置”的问题，如申请产业补贴需先提供住房证明，而申请住房补贴又需先提供产业岗位证明，导致流程卡顿，审批时长远超预期。此外，政策宣传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官网与人才驿站，中小企业与基层人才的知晓度低，部分符合条件的人才因不了解政策而无法享受支持，政策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受限。

在动态调整层面，政策更新周期长，无法及时应对产业与人才需求的变化。当前三亚人才政策的平均调整周期为3-5年，而自贸港建设速度快、产业变化频繁，政策滞后性明显。

例如，2023年三亚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50%，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针对跨境电商人才的专项政策直到2024年才出台，滞后1年，导致跨境电商企业在人才招聘与培育上缺乏政策支持；又如，针对封关后即将涌现的跨境法律、国际物流等新型人才需求，目前尚未出台任何针对性政策，政策储备不足，难以支撑新场景的落地。同时，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现有评估多由政府部门自行开展，缺乏企业、人才、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主体的参与，评估结果主观性强，无法真实反映政策的实际效果，导致政策调整缺乏科学依据。